走进吉鸿昌外孙女郑吉安的家中，客厅玻璃柜里摆放的一只白色瓷碗格外引人注目。虽然这只瓷碗质地很普通，但碗上印着的七个黑色的小字——“作（做）官即不许发财”却发人深省。吉鸿昌的外孙女郑吉安告诉记者，这只瓷碗是姥爷吉鸿昌留下来的传家宝，碗上面的字“作（做）官即不许发财”是姥爷留下的祖训。

要说这只碗的来源，还要从吉鸿昌的父亲吉茂松说起。吉鸿昌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父亲吉茂松性格豁达，为人豪爽，治家颇严，常常以“人穷志不穷”等做人道理教育子弟。父亲的教诲、生活的磨练，养成了吉鸿昌刚直倔强、富有正义感的性格。1913年，不满18岁的吉鸿昌来到冯玉祥的队伍当兵。25岁时，吉鸿昌就当上了营长。那一年，父亲吉茂松得了重病，在病床前，吉茂松对回家探望的儿子吉鸿昌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：你在外为人正直、英勇作战这一点为父放心，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当官不能发财，当官是要为老百姓办事的，不能想着发财。吉鸿昌就把父亲对他的教诲牢牢地记在心里头。

吉鸿昌回到军队先是把“作（做）官不许发财”这七个字写在纸上，放在床头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后来，在吉鸿昌当团长那一年，他又把这七个字烧制在碗上，发给全团官兵。在发放仪式上，他说：“我吉鸿昌虽为长官，但我绝不欺压民众，掠取民财，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，做官不为发财，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，请诸位监督。”在当时社会腐败、贪官污吏盛行的情况下，吉鸿昌能始终恪守着“做官不发财”的信条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由于吃苦耐劳、作战勇敢，吉鸿昌在军队提升很快，34岁就担任军长、省主席。官越做越大，地位越来越高，但吉鸿昌一直没有改变“当兵救国、为民造福”的初心。然而征战沙场多年，他发现老百姓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从那时起，吉鸿昌开始寻找信仰。

1930年正值中原大战爆发，由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，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，接受蒋介石改编，不久被派往进攻鄂豫皖苏区。正是这一仗，让吉鸿昌找到了信仰。吉鸿昌的外孙女郑吉安说：“他当时的队伍号称是‘铁军’，没有打过败仗，但是跟工农红军这一仗，他损失了一个团。当时他就在想：是什么样的队伍能打败我？带着这个疑问，他乔装打扮，暗访了苏区，当时苏区军民鱼水情谊深的这一番景象让他很受震动，而且当地的老百姓向他介绍到工农红军是为我们老百姓打仗，是为我们老百姓谋幸福的。这正是他所向往的。”

从那时起，吉鸿昌就下定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，只要是和红军作战，他都把武器丢下。当时苏区有民谣唱道“吉军来打仗，朝天放空枪，走时丢武器，送给共产党”。吉鸿昌的这一表现被蒋介石发觉后，先是解除了他的兵权，随后强令他出国考察。说是出国考察，其实就是流放海外。在美国纽约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，有一次吉鸿昌在美国纽约的一个邮局里头，在向国内寄包裹的时候，当时邮局的美国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，吉鸿昌听了以后非常的气愤，这时候旁边他的随从人员就说，你只要说你是日本人就能受到礼遇。吉鸿昌听了以后更加气愤了，他说：你觉得做中国人耻辱，我觉得做中国人光荣。随后他就回到旅店，找来了一个木牌，上面写着：我是中国人，还在下边标注上英文。从此，每当他在大街上走的时候都要挂上这个牌子，昂首阔步地穿过人群，显示出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。

1932年，上海一·二八事变爆发，吉鸿昌排除万难毅然回国，居住在天津，也是在这一年，吉鸿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完成了从一名旧军人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转变。而吉鸿昌的第一笔党费就交了整整6万大洋。吉鸿昌的外孙女郑吉安说，“他回国之后，在张家口和几个西北军当时的将领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，因为是民众组织，所以武器弹药就得自己筹集。这样他就用他一次交的党费6万大洋，购买枪支弹药用于抗日武装。之后需要武器的时候，又让我的姥姥把家里仅有的存款取来购买枪支弹药，当时存款可能还有两天就到期了，到期之后就能有利息可以贴补家用，但是当时我的姥姥姥爷为了抗日一刻也不能等，没有利息也取出来。”

1933年，吉鸿昌率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从日伪军的手中夺回了康保、宝昌、沽源、多伦等重镇。这也是九一八以来首次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失地的壮举。

由于蒋介石执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同盟军遭到了扼杀。1934年，吉鸿昌回到天津，组织成立了“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”，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。同年11月9日，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。11月24日，吉鸿昌英勇就义。

      ▲吉鸿昌被捕的地点——国民饭店

“虽然姥爷只有两年的党龄，但是他对党忠诚，他在敌人的军法会审上说，我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能够为我们主义而奋斗，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。这样国民党蒋介石他们下令要对他执行枪决。到刑场上，他就以树枝作笔，以大地为纸，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：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；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”，郑吉安说。

吉鸿昌的孩子从没有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。吉鸿昌就义时，年仅两岁半的女儿吉瑞芝一直随母亲隐姓埋名，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恢复吉姓。由于生活所迫，吉瑞芝还曾在1947年辍学做了小工。1952年，吉瑞芝考入当时的天津师范学院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后调到天津市政协工作，直到2000年退休。

      ▲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（右二）

“我觉得父亲从未真正离开过我，这要感谢我的母亲，是母亲日复一日的教诲，将父亲的高大身躯、音容笑貌，连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深深地植根在我心里”，吉瑞芝说。1950年，吉瑞芝陪母亲回到河南扶沟县老家，为父亲移灵扫墓。面对数十万父老乡亲，她第一次登台讲述了父亲的事迹，引起强烈共鸣。此后六十多年来，她不知跑了多少地方，做了多少场演讲。吉瑞芝感慨道，宣讲父亲的英雄事迹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

吉瑞芝不光在天津宣讲，也经常受邀去外地宣讲，路途上的费用从来都是吉瑞芝自己垫付，有时候有些单位会提供劳务费，但吉瑞芝分文不取。她说“我宣讲只为传承”。吉瑞芝还将自己写书赚来的稿费用来买书，捐赠给天津市的大中小学校。

       ▲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

最近几年，吉瑞芝因为年纪大了，行动不便，便将宣讲的接力棒传到了女儿郑吉安的手中。郑吉安如今在解放军某部工作，她说，自己当初选择参军也是受了外祖父的影响。“我从小听姥姥讲姥爷的故事，姥姥就说，姥爷戎马一生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穿上工农红军的军装，我报名参军也是为了弥补姥爷的遗憾。当兵几年以后，很多战友都转业下海、出国，他们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听了也挺新鲜的，但是我就在想我穿这身军装，是一种责任，更是一种使命，所以我想我还是坚守在部队，穿好军装，当好军人，传承好姥爷的这种精神。”

       ▲郑吉安在天津市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宣讲

郑吉安的女儿史如静大学毕业后，循着太姥爷当年征战的足迹，报名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组织的西部支教活动，在甘肃省定西市的常川村小学当了一年的班主任。如今史如静在本市某机关单位工作。在她看来，对家风最好的传承就是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“我太姥爷临终前他自己也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能够开发大西北。我觉得最大的践行其实就是通过自己的自身的努力，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事情。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，作为共产党员，应该去传承红色基因，传承红色精神，让红色精神永远不断地推进下去。作为烈士的后人，我更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多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，不光自己做，而且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去做，我认为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传承。”

      ▲史如静和支教的孩子们在一起